“经营”中非关系

“援助”将从中非关系的舞台中心逐渐隐去，而“合作”正在成为中非关系的关键词。同时，一种更加宽阔宏大的“金砖-非洲”合作框架也渐渐浮现在人们眼前。

　　

    “哈巴里！哈巴里！”2013年3月25日，在中国援建的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国家主席习近平用非洲使用人数最多的斯瓦西里语向非洲大陆发出问候。讲完以后，他有些腼腆地笑了。宾主尽欢。

　　两天后，习近平在南非与非洲九位总统、一位总理和一位议长以及非盟委员会主席共进早餐。就着寿桃、春卷和牛奶、果汁，习表示希望“听一听非洲国家对发展中非关系的想法”。

　　这场“倾听”之后没有什么“大单”，而是得出了习近平对中非关系发展“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的结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中心副主任张春发现，之前中国更愿意强调自身发展对非洲的帮扶、贡献，而习近平此次出访非洲的公开讲话中更多地强调了非洲发展对中国做出贡献并表示感谢。中非关系正在发生着怎样微妙的变化？

　　中国对非援助规模：中等

　　自2009年起，中国就稳居非洲最大贸易伙伴，2012年中非商品贸易额近2000亿美元，而2000年仅106亿美元。贸易的飞跃式进展与中国对非洲持续加大援助不无关系。

　　3年内落实20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1.8万个奖学金留学生名额，对最不发达国家97%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习近平此次访非提出的对非政策，都是在2012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已经出台的举措。

　　其中，200亿美元的贷款旨在支持非洲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和中小企业发展。习此行也因此得以见证了一系列水电站、港口、住所和学校等建设项目的合作协议的签署。

　　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副会长、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认为，这些举措在增加非洲就业和收入的同时，也会促进中国对非出口。

　　但中国对非援助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援助额具体是多少？

　　“和西方国家将援助与贸易投资严格区分不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西亚北非研究所副所长徐伟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亿美元的贷款项目是一揽子协议，其中有援助的成分，但更多的是投资和融资。”

　　这样的差异常让学者们在进行比较研究时头痛，因为中国的许多援助项目和经济合作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的标准不一样。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海冰发表论文称，由于统计口径多样以及援助项目的多部门参与，系统性的地区和国别数据年度汇总相对缺失，中国对非援助的数额很难进行清晰统计。此外，张海冰认为，公布相关数据会引起非洲国家攀比，不利于中国对非援助的主导权；同时，中国目前还是受援国，公开数据对中国接受外援不利。

　　但不论如何，在国际通行的官方发展援助（ODA）中，中国还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对非援助国。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关系专家黛博拉·布罗蒂加姆教授（Deborah Brautigam）给美国国会提供的报告显示，2008年美国对非ODA总额为72亿美元，而当年中国符合OECD-DAC标准的对非援助估值只有13亿美元左右，2009年为14亿美元。法、德、英、日等国的援助额都高于中国。

　　在非洲看来，中国作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理应承担更多的对非援助责任。张春指出，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国家的援助在减少，中国援助在增加，非洲非常希望中国能填补这个空缺，但中国这方面能力还很有限。

　　习近平在坦桑尼亚的演讲中也承诺，“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中国将会继续增加对非援助、扩大对非贸易和投资。

　　从“革命友谊”到“互惠”

　　1949年后的中国，与处于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非洲建立的是“革命友谊”，非洲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首要对象。

　　最早的对非援助是在1956年，中国无偿赠与埃及2000万瑞士法郎，以帮助其争夺苏伊士运河控制权。那时，中国与埃及才刚刚建交。

　　1960年代中后期，中国同意援建坦赞铁路。尽管时任外经委主任方毅表示，中国“国力不逮”，但工程依然展开。这条耗费约5亿美元的铁路，迄今依然是中国最大的外援项目之一，坦、赞两国至今仍未清偿该项目产生的债务。

　　不过，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着眼国内的经济建设，“勒紧裤腰带”式援非逐渐也淡出外交视野。2011年，中国政府首次发布《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指出，中国根据国情适度调整了对外援助，更加注重提高经济效益和长远效果，以前单纯的援助也被“多种形式的合作”取代。

　　2006年初，中国政府发表了《对非洲政策文件》，强调与非洲加强“全方位合作”关系。当年底举行的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吸引了53个非洲国家中的48国参加，其中42国由元首带队亲临北京。

　　在急速扩大的中非经济合作中，随着人员往来从精英扩大到普通民众，之前的距离美也慢慢消磨殆尽。大批中国企业到达非洲后，在适应非洲的环保规范、社会责任、劳工标准、民风民俗、法律法规等方面问题丛生，在非洲也出现了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工作的“三非”中国人。

　　此外，中非贸易延续了以石油、矿产换工业制成品的模式。2012年7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南非总统祖马直言，这样的贸易模式“不可持续”。

　　布罗蒂加姆教授认为中非合作和谐的“蜜月期”已经过去，未来双方关系需要更多地“经营”。《基督教箴言报》也在习近平访非期间发表评论指出，与2006年第三届中非论坛相比，如今的中非关系正经历“七年之痒”。

　　“许多全球性的问题，首先会在非洲碰到。‘人权、主权关系’、‘良治’等新概念也是针对非洲提出。非洲的法律也带有深厚的西方烙印。与非洲合作，对于中国熟悉国际议事规则、参与国际事务有帮助。”徐伟忠说。

　　“新情况、新问题”

　　尽管存在问题和分歧，对于中非而言，互相需要的程度并未减弱。

　　眼下，中国面临周边外交的困局，需要非洲的支持赢得更多回旋余地；对非洲来说，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与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也增加了其与发达国家进行谈判的筹码。

　　胡锦涛在2012年7月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中就呼吁“适应新形势，提出新目标，推出新举措，解决新问题”。而习近平此次访非重申，将“坦诚面对中非关系的新情况、新问题”。

　　非洲国家正在经历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类似的经济增长轨迹。21世纪前十年，10个经济增长最快国家，非洲占6个；其中的领头羊安哥拉平均年增速达11.1%，而最慢的卢旺达也保持了7.6%的增速。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非洲则在加速。长远来看，中非相互依赖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张春说。他认为，今后的中非关系面临多方面调整，比如非洲经济发展后，中方以往的小规模、低层次甚至和非洲有相互竞争关系的项目都需要升级换代。

　　此外，中非双边经济合作正被提升到更广阔的“金砖国家组织”多边平台。中国通过和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合作，进一步带动与非洲大陆关系的发展。本届金砖国家峰会建立了1000亿美元规模的应急储备基金，同时，金砖国家发展银行的组建也在谈判中，这些机制都将在未来中非合作中发挥效用。

　　“‘金砖-非洲’未来必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合作框架和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和模式。”刘鸿武说。

　　当然，在急速的利益扩张过后，中国也开始更加努力维护在非洲的国家利益。除了抢劫、绑架等治安犯罪行为，阿拉伯之春、苏丹分裂以及眼下的中非政变等地区动荡都曾给中国在非企业和投资带来巨大风险。在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上，和平、安全提升为中非关系的五个重点领域之一。

　　针对以上问题，刘鸿武分析称：“中国应该对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更积极地介入；在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采取更有效的方式维护中国的利益。”

　　不过，与安全合作的“硬话题”相比，社会文化交往则是习近平首访非洲更加突出的领域。在坦桑尼亚演讲时，习近平专门提到中国荧幕上活跃着非洲面孔以及非洲热播的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并不惜篇幅地讲了两个中国普通青年在非洲大陆度蜜月、过情人节并将非洲经历通过博客与外界分享的故事。

　　第一夫人彭丽媛也在行程中安排了坦桑尼亚妇女与发展基金会、南非的音乐学院和少数族群文化村、刚果的孤儿院的访问。

　　在离开非洲前，习近平在讲话中表达了对中非友谊的憧憬：“像长江和刚果河一样，奔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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